我认为中国近100年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转化为中国的宪法问题，其中国际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出具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交纳罚款。宣告无效之诉与目前已经存在的撤销之诉、变更之诉、责令履行之诉、赔偿之诉等形式并列，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救济途径。
而为了保障相对人对无效行为的抵抗权，必须在行政法救济体系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该行为不属无效并强制执行，相对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他们之所以不服从某个法律或者政府行为，并不是因为认为这些法律或者政府行为形式或实质上违法或者违背公益，而是通过违法这样一种手段向政府和社会展示他们的吁求和主张，并以此争取道义上的支持。第五，从程序角度看，如果相对人享有抵抗权，可以单方面判定对其权利义务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无效，并进而实施抵抗，可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因为，这无疑意味着相对人可以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但是从该解释的规定看，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仍然不明确，而且与行政行为违法标准并无不同。
[4]严格地说，抵抗权不同于和平不服从的权利（civil disobedience）。行政行为绝对无效理由是指可导致行政行为绝对无效的具体情形。司法成为识别社会宪治的主要场所。
卢曼等人构建起来的社会系统理论便具有这样的雄心与激情。一方面，相对于法教义学与法学理论，社会理论确实能够看到社会现象在规范法学内部视角下所不能看到的维度与逻辑，从而为我们理解法律的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提供新的解释思路。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是社会诸领域内容迥异的宪法性规范，而这些宪法性规范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又具有不同于刑法运作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如同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试图为伟大的现代社会立法。
[13]例如法律与政治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实定宪法形成稳态，刑法的合宪性调控具有限制政治权力与法律自我增长的双重效果。系统的统一性也不能由一个所谓制宪权的统一意志构成。
虽然一些社会子系统在其组织与制度构成上已超越国家疆界(例如世界性的金融结算业务、互联网域名管理制度等)，但是对社会子系统违宪的规制，依然需要依赖国家治理。[43] 但是，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多元与社会参与的平等化，各种社会系统对个体自由的扩大，也就是个体进入系统运作场域的筛选机制变得越来越具有特定性。刑法与宪法关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政治与法律的二元结构，刑事立法与司法应当关照在此之外的社会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对立个体自治与自我决定的侵害。[28]同注[1]，张翔文，第55页。
实际上，法律规制本身就制造了冲突，这些冲突反过来又要求法律的进一步规制。这其中既有介入新领域的可能，也不乏退出原有规制场域的时机。宪法维度的思考将刑法教义学的体系构建扩展至整体法秩序中，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具体刑法解释的合宪性，为实现刑事法治铺设新的道路。白斌：宪法价值视域中的涉户犯罪——基于法教义学的体系化重构，《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1-146页。
国家的强制机器(法律与政治)成为社会诸领域治理的兜底，在社会诸领域涅槃重生之后，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而从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不仅这些传统基本权利的内涵在社会功能分化条件下发生了变动，而且基于社会系统运作逻辑(膨胀倾向)所产生的危害也促发了新的基本权利出现。
符码是一种二元判断，环境中的信息通过系统符码运作形成社会意义，例如法律系统以合法/非法二元符码判断对事件赋予法律意义。重要的是刑法作为外部调控，应当以经济系统的宪法性规范，也就是反身性原则为基点，而非仅仅是一种对社会诸领域活动的规制。
政治与法律直接介入社会系统运作和决策程序，将破坏系统的自我演化，而且还将使政府的社会功能不断膨胀，造成政治与法律组织决策风险的增大。[11]法律的过度规制、经济支付的无限衍生、为发表而学术的盲目出版都说明系统自创生的扩张冲动。[33]从社会宪治的角度来看，合同具有构成性与限权性双重属性，不仅规定了意思自治等原则(构成性宪治规范)，而且也对经济活动中个体交易者之间的自治提出了限制。正如学者所言，现代立法者关注的犯罪议题大幅转向关于风险可能引起社会系统崩溃的危机，特别是一旦让风险造成实害结果，我们终将束手无策。参见杜建荣：自创生视域中的法律与社会——卢曼法律自创生理论研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第14-15页。[45]犯罪记录的重要性与现代政治担负起个体如何进入新的社会领域，享受社会利益的责任有关。
更为具体的例证来自合同法。[35]参见蔡道通：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83页。
在社会权力对基本权利造成结构性的危害状态时……基本权利便会对私法关系(间接地)发生效力。[17]这与现代社会自我指涉系统在运用二元符码运作的过程中，不断跨越二元正负值，从未被标示的一面再入原有的系统结构有关。
在此，法律不得接受任何一种其他社会部分理性的统治地位。[40] See Gunther 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 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31, No.4(1997), p.782. [41]See Geraldine Hikaka and John Prebble,Autopoiesis and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Vol 21, No.7(2010), p.554. [42]与经济领域犯罪规制相似，在其他刑事规范研究和实践的场域，行为法益侵害解释已经或多或少融入了对现代社会运作的片段性与系统性的理解。
1.经济活动的自我限制与刑法限缩解释 在对经济犯罪解释路径上，我们应当看到经济系统及其支付媒介的自我指涉运作不仅具有延续系统的功能，而且也有自我限制的效果。在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中，罪刑法定作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两种系统不同运作逻辑的同时展开。基于罪刑法定的法益解释因此不可能在刑法教义学内部还原社会领域的危害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经过了司法的实践检验，将这些司法适用规则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实害内容通过为刑事与其他立法过程上升为刑法规范，成为后续司法适用的前提，并通过进一步的司法形成更为稳定的系统沟通结构，明晰侵害所体现的侵害基本权利的内容。
在系统符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纲要连接，每一次系统运作建立在前一次运作的基础上。[44]这种基于个人信息保护形成的刑法与社会诸领域结构耦合可以在突破传统隐私权范畴的解释规则构建中逐渐稳定下来。
[25]这些领域沟通疆界的扩张，使得特定社会宪治生成条件逐步具备，也加速了刑法等外部控制机制与其产生结构耦合的步伐。[39]参见俞小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司法实践分析与规范含义重构，《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第140-154页。
由此可以说，宪法化主要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过程。通过这些限制性规则，经济领域的逻辑也和法律，包括刑法系统产生互动。
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可能并不会与社会诸领域产生稳定的结构耦合，但是国家政治组织及其决策则可能直接对社会领域的构成及其限制性规范的内容在实质上产生作用。正如托依布纳所言：‘公共性的精确定义要求，作为限定社会诸部门的一种手段，公/私这个区分应当被解构。而这与系统性风险茁生的晚近现代存在巨大差异。识别哪些社会领域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崩溃显得尤为重要。
[32]参见何小勇：非法集资犯罪规制的中国式难题，《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期，第37-49页。在现代社会，集体的潜力不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利用，而是已经分散为各种特殊的社会潜力、能量、权力。
白斌：刑法的困境与宪法的解答——规范宪法学视野中的许霆案，《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8-121页。因此，刑法对外部系统的规制依然是一种基于罪刑规范的自我指涉，其被社会诸领域的接纳程度取决于这些系统经由考虑了社会宪治因素的刑法运作刺激后其自身沟通结构的演进。
[4]参见注[1]，张翔文，第45页。进入专题： 社会宪治 刑事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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